“一审（法院）不应采信（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）错误鉴定结论，应做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……如果一审法院不采信我们的意见，而一意孤行或者基于其他原因，硬要依据上述错误鉴定结论作出判决……将会造成原告缠诉或者上访，并且不利于处理另外三户养殖户的诉讼。我们想：这也是一二审法院都不希望发生的后果！”这是原告、重庆养蛙农民付强的代理律师在法院查阅卷宗时，发现的重庆市涪陵区李渡工业园区管委会发给法院的“公函”的内容。（见2010年6月28日《新京报》）这份公函，是权力干预司法的铁证。
2007年，付强与父亲、哥哥联合投资建起了美（美国蛙）蛙养殖场。2008年6月，义合镇双溪村被列入李渡工业园区拆迁范围，他的养殖场被列入拆迁。同年6月27日，涪陵区林业局出台文件，认定牛蛙每亩年产值1.1万—2.2万元。三家牛蛙养殖场按此标准接受了补偿，但付强没有接受。僵持中，施工单位开始放炮开山，导致他养殖的美蛙大量死亡。在索赔遭拒后，他将两家施工企业告到法院，索赔255万余元。上涪陵区法院委托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，结论为：爆破公司是造成美蛙大批死亡的原因，并认定蛙场损失额为63万元。但今年3月2日，涪陵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，否定了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，按两被告自认的30万元判赔。付强已委托律师提起上诉。
从这起民事诉讼案件发生、发展和审理的全过程看，至少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：
第一，权力干预司法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。在法律不健全的年代，以权代法屡见不鲜。在国家确立建设法治国家战略目标、反复强调司法独立的今天，情况已经大为好转，即便有利用权力干预司法的情况，也往往采取打招呼、写条子等方式私下进行，像这种以政府公函的形式给法院下“指导棋”，甚至以威吓的口吻警告法院不要“一意孤行”，实在闻所未闻。看来，重庆市涪陵区李渡工业园区管委会足以可以树立为权力干预的“典型”了。对此，曾当过法官的李渡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生荣承认，“公函是”他代表管委会组织人写的，并理直气壮地对记者说：“我们只是表达政府意见而已，有何不可？”这种法盲的语言，令人费解。
第二，涪陵区法院在权力干预面前举起了白旗。涪陵区法院副院长黄建全收到李渡工业园区管委会“公函”后，本来应该明确予以拒绝，但他却在“公函”上“批示”：交承办人阅处。这个“批示”，无疑使承办法官陷入了两年选择。因此，一审判决结果遵照“公函”的“指令”，没有采信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，按被告自认的30万元判赔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然而，不能不让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司法一旦被权力绑架，最后一道防线溃堤，社会的公平正义就不能不令人担心了。
第三，原告拒绝接受补偿标准是有道理的。付强投资建设美蛙养殖场投资就超过30万元，还有正在养殖的30多万只美蛙（较牛蛙价值高）。无论是顾全经济发展大局也好，还林业局制订的补偿标准也好，必须遵循的原则是不能让百姓的财产受损失。付强所以不接受补偿，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。至于一些官员称原告曾因“非法买卖枪支”被判刑，根本就与本案无关。而涪陵区国土局副局长、李渡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邓中亚所谓农民“欲壑难填”，付强“套取国家赔偿”、“蛙场原本没有什么蛙”、“在法律上钻了空子”、“道德有问题”等等言辞，如果不是为权力干预司法辩解，也是如付强所说的，“这是管委会发公函干预司法败露后，‘在道德上给我上纲上线戴大帽子’”。
一审判决后，付强已上诉到中级法院，我们不仅期待二审法院能够作出公正判诀，还原告以公道，而且希望对炮制“公函”的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，不能让权力干预司法的行为大行其道。
稿源：荆楚网
作者：侯文学